[33]而何小强案中，法院也选择将该问题留给高校自己解决。

甚至，即便Di Fabio关于国家性的论证能够成立，但是否能就此推导出保护义务，无论如何也是存疑的。在国际法上，也并不存在无限制地接受他国内战或国家崩塌之受害者的义务。

按程序类型划分，宪法诉愿5971件，抽象和具体规范审查18件，暂时命令112件，机关争议及联邦与州的争议9件，其他类型23件。（1）基本法第4条第1、2款 尽管根据其文义，基本法第4条第1款分别保障信仰自由、良心自由及宗教和世界观表达自由，第2款保障宗教活动不受干扰，但根据宪法法院的见解，基本法第4条这两款应被整体理解为一个统一的基本权利。从萨维尼时代开始，德国法学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法（Recht）是一门科学（Wissenschaft），而法学（Rechtswissenschaft）则能够发挥未来蓝图的作用。[167]议会的质询和信息权，首先保障了联邦议院及议员能够迅速且可靠地获得其履行职责所需之信息。[129] 4.爱国者日裁定 在做出海德瑙市裁定两周后，宪法法院第一庭第三小组又于2015年9月11日做出了爱国者日裁定。

德国法院当下所处理的集会自由案件，很大一部分涉及一种新的集会类型，即近来越来越频繁出现的、由敌视宪法的团体所组织的小型游行，这些集会往往伴随着攻击性或者敌视外国人的标语口号，其目的在于通过令人难以接受的挑衅吸引广泛的公众关注。进而，其还有助于实现政府事务的透明，强化议会对政府的控制功能。日本传统行政法解释学理论的特点在于，从行政法学理论框架的形成过程来看，有关行政的私法并不属于行政法，也不适用行政法的各种原则，而被排除于行政法的研究对象之外。

这种社会状况与法律体制的变化也促使了发挥着作为天皇制官僚法学作用的日本型概念法学的方法论发生了动摇，自由法论、法社会学、判例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等非概念法学逐渐兴起。5．以行政实定法律制度为前提的问题 作为传统行政法学对象的行政法是作为制度的行政、作为制度的法律，其中所采用的法学方法被认为是这种制度内在的逻辑。[51]［日］下山二理：《現代行政法学の基礎》，日本評論社1983年版，第47页。[26]［日］佐々木惣一：《日本行政法論（敏論）》，有斐閣1922年版，第40页以下。

2．行政法律制度的重构 随着宪法原理的转换，日本在二战后废除了明治宪法下所制定的《诉愿法》、《行政裁判法》、《警察法》、《行政执行法》等行政法律制度，构建了与现行宪法相适应的行政法律制度，主要包括行政组织、行政活动、行政程序、行政救济等法律制度。而如果不对对象本身承认特殊性，作为实用法法律解释学的特殊部门的行政法学就没有存在的理由。

[44]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日本传统行政法解释学欠缺独立性 从行政法学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行政法学是在摆脱民法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从两者的关系来看，行政法学以民法学为模范而构建自己独立的方法论与体系论，但时至今日仍然遗留有民法学的印记，由此存在着行政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否尚未充分的问题。1．国权学派 国权学派以伊藤博文、穗积八束、上杉慎吉等人为代表，由于站在天皇主权的绝对主义立场上强调君权神授，因此又被称为神权学派或官僚学派、国权学派站在天皇主权的绝对主义立场上强调天皇主权、君权神授，在明治宪法制定之初，占据了曰本宪法学的主流地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日本传统的行政法学解释学是在各流派有关行政法解释方法论争议的过程中形成的。[34]［日］渡迈洋三：《法社会学とアルクス主義法学》，日本評論社1984年版，第2页。

美浓部达吉注重从法律的目的或价值出发解释实定法，而佐佐木惣一则侧重于对实定法的规范分析。在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上，阿部泰隆认为为政策实现法律特别是行政法在很多情况下是必要，但法律未必能够有效、合理地实现政策，为此有时需要修改法律。［日］穂積八束：《行政法大意》，有斐閣1908年版。第二，与此相伴的行政过程的复杂化。

在所谓的日本型概念法学中，与概念方法论原本所具有的控制法官或行政官员等的权力行使的作用相比，其重点在于为权力行使的正当化提供理由。[120]［日］遠藤博也：《戦後30年における行政法学理論の再検討》，载《公法研究》1978年第40号，第175页。

2．日本型概念法学方法论 在行政法解释方法论方面，国权学派主要采用概念法学的方法论，以制定法的完善为前提，通过对法律条文的规范解释来考察法学的理论构成，并以该理论性标准来进行解释。[7]基于该出发点，民权学派强调行政法学应当尊重与保障国民的权利，为此必须限制国家权力。

2．以依法行政原理为基础 行政法解释学方法不仅以行政活动成为法学考察的对象，而且对于行政活动的合法性也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法律关系并非赤裸裸的权力支配关系，而是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权利或负有法律上的义务的关系。[126] 日本最高裁判所1975年9月10日刑集第29卷第8号，第489页。[106] 参见日本名古屋高裁1985年4月12日民集第34卷第1-4号，第461页。对此，美浓部达吉批判认为，法律的制定并非基于国家权力的命令或强制，而是由社会中的作为社会心理的法律意识所决定的，从这种角度来看，认识社会心理即支配社会一般人的共同的心理或者共同社会的法律意识是法律解释学的任务，而与社会心理相一致的解释就是正确的解释。这些观点在对传统行政法解释论上的概念或理论体系进行修正，积极提倡社会科学与行政法解释的结合。

美浓部达吉认为，在当时的日本法学中存在着过度偏重于成文法规范的倾向，这是因为当时法学界有关法律本质认识的根本性观点是错误的，即将法律作为主权者的命令的思想在当时极为盛行。如果不客观地认识现代国家中的行政法现象，就不可能在实践中期待正确的解释论或立法论。

[89]法政策论认为，行政法是指国家、公共团体在宪法价值的框架内，为了通过行政活动实现一定的政策目的（公共性的实现目的），而限制其在授权权限的框架内的一系列法以及统制行政活动、救济国民权利等关联法。1．《日本国宪法》与宪法原理的转换 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在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的强压下废除了明治宪法，并重新制定了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日本国宪法》。

对此，日本的行政法学者们在对传统行政法解释学的方法论进行批判和反省的同时，在行政法领域积极地提出了各种法律解释的方法论，由此推动了日本现代行政法解释学的发展。阿部泰隆：《政策法学刃基本指針》，弘文堂1996年版。

但实定制度要求静态法律秩序的存在，在个别纷争的解决中存在着唯一正确的法律解释，作为制度内在逻辑的法学方法将这种制度的要求作为自身的要求，希望构建在所有情况下都追求正确解答的自我完结性的解答体系。而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非主流观点作用，在具体的行政法解释过程中，应当综合运用占据通说地位的方法论和非主流的方法论。[21]［日］佐々木惣一：《日本行政法論総論》，有斐閣1922年版，第69页。[77]［日］遠藤博也：《行政法学の方法と対象について》，载雄川一郎等編：《田中二郎先生古稀記念集公法の理論（下Ｉ）》，有斐閤1976年版，第1641页。

[65]日本传统的行政法学被限定于行政法解释学之中，注重采用对行政实定法律规范进行规范分析、价值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这对于行政法学最初在日本的确立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可以说是行政法学得以独立存在的依据和标志。[75]［日］大橋洋一：《行政法——現代行政過程論》（第2版），有斐閣2004年版，第21页。

[42] 其次，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在经过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后，自然法、法律原理等反映在社会生活秩序中自然形成法律规范。[128]当然，这些所谓的新行政法解释理论尚欠缺体系性与完整性，并没有形成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尚未到达被学界普遍接受的程度，并非基于实定行政法全体构造的系统性理解的基础上构建的行政法解释理论。

[102]而在对行政法进行法社会学分析时，应当关注对于政策制定过程的实证研究。在该宪法中，日本放弃了明治宪法中所采用的天皇主权原则，确立了国民主权原则和国会中心主义，并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和对国民基本人权进行保障的内容，由此实现宪法原理的根本转换。

[89]［日］原田尚彦：《プレップ行政法》，弘文堂1987年版，第189页。此外，由于从法学的观点出发将权利义务关系作为问题，对于现今流行的行政指导等，由于不对相对方课予义务，因此，原则上并不作为议论的对象，而仅仅例外地在产生法律性问题时才议论。行政法解释学方法是法治国家的产物，以依法行政原理为基础，但法治国家思想与依法行政原理并不具有超越时代或社会的普遍适当性，例如，依法行政原理就是德国行政法学中的特殊原理。[56]［日］高木光：《行政法入門》，载《自治実務セミナ一》2007年8月号，第13页。

[13] 3．田中二郎的行政法解释方法论 田中二郎的行政法解释方法论基本上是对美浓部达吉理论的继续，但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127]可见，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有时也运用这种构造解释的方法审判案件。

而且，在行政法律规范中，不确定性的概念很多，各种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39] 以下参见［日］遠藤博也：《行政法学の方法と対象について》载雄川一郎等編：《田中二郎先生古稀記念集公法の理論（下Ｉ）》，有斐閣1976年版，第1640-1643页。

可见，从日本行政法学的整体来看，同属于东京大学学派的、具有前后继承关系的美浓部行政法学与田中行政法学分别代表了二战前后日本行政法学的主流学说。行政法学是实定行政法的解释论，不可否认这种实定法解释的必要性与法学方法所具有的重要性。